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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宋真宗崇佛道，继而宋仁宗推崇佛教，因此，当时杭州官如苏轼、蔡襄、沈文通等均与杭州佛门密切交往，也使灵竺趋于兴盛。宋仁宗天圣初年（1023年）有铣和尚在白云峰、狮子峰之间建观音殿，一时香火甚盛，“众山环拱，烟云瓢渺，时闻钟声，恍然天官”。皇佑元年（1049年），宋仁宗曾将秘典5330卷赐予看经院，作为教藏，为此专门造了藏经殿。至嘉佑中（1059－1060年），杭州郡守沈文通认为“观音以声音宣佛力，非禅那所居”，提出“以教易禅”，将禅寺改为教寺，并命寺僧辩才（即元净）主持筑室，殿加重檐，宋仁宗亲书“灵感观音院”寺额。至治平中（1065年前后）蔡襄守郡，由宰相曾公亮出资修建寺皖，并将其所赠佛经5230卷藏于院之西庑。元符三年（1100年）十六观堂落成。

宋室南迁后，金兵于建炎四年（1130年）入侵杭城。当时金兀术（即完颜宗弼）曾谒上天竺，得咒观音像始末，遂将观音像及大藏经载于轿车内运往北方，寺僧智完率弟子跟随至燕京西南五里的玉河乡建寺供奉。绍兴二年（1132年），宋高宗命住持惟日建藏经楼和应真阁，并于绍兴五年亲临进香。隆兴二年（1164年），宋孝宗又命临安府尹曹澄督建五百罗汉堂。干道元年（1165年）二月，宋孝宗专门召见上天竺住持若纳，并封为“右街僧竺”，后又封“左街僧竺”，赐“白云堂印”，命若纳管辖禅、教、律三宗和江南佛教事务，由此，上天竺寺名重京师。干道三年（1167年），宋孝宗还视往察看，赐绢钱二万，命重建十六观堂。至干道八年（1172年）二月又下诏重修寺院，改院为寺，御书“法轮宝藏”额，将曰月珠、鬼谷珠，猫眼等内宫珠宝赐予该院。淳熙元年（1174年）又将福州印造的藏经500函赐藏该院。翌年，宋孝宗到上天竺进香，正式改院为“灵感观音讲寺”。当时，凡帝王上山进香都在白云堂进斋。至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改名为“天竺教寺”，评定为教寺“五山之首”。凡高丽等国使者僧人来朝，都至上天竺交验书牒并予接待。开禧二年（l206年）七月灯火成灾，十六观堂被毁，住持妙蛙竭力营建，一年完工。南宋后期，上天竺菩萨被朝廷奉为“治国安邦”的主宰。宋理宗赵昀在《天竺灵感观音大士赞》中称：“神通至妙兮隐显莫测，功德无边兮应感奚速。时和岁丰兮丰佑我民，兵寝刑措兮康此王国。”

宋末咸淳二年（1266年），寺院尽毁，于五年由寺僧庆思募建，乃改为“天竺教寺”，至元末时，上天竺寺院又毁，直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高僧宗泐入京任僧侣左善世师，奏请重建；明太祖遂下旨建观音菩萨殿，并下令杭城驻军停操二月为建寺搬运砖木。明正统十年（1445年）明英宗朱祁镇将本山《北藏经》5048卷赐藏该寺左右，同时附有《护藏敕谕》一道。在明朝统治二百七十余年间，上天竺完全靠僧人募化等办法整修寺院。清朝前期，清帝信奉观音大士“奇术妙相”、“灵感显应”，对天竺寺恩宠有加。康熙玄烨，六巡江南，五到上天竺。康熙五年（1666年）发朝廷内库“重为周色”，并赐《金书尊经》，官员们盛赞此举使“湖山动色，草木回光，美哉圣乎！”玄烨先后赐御书《金刚经》石刻一部、御书“法雨慈云”匾额、金字《心经》、墨刻《药师经》、御制《重修上天竺寺碑记》等。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弘历初到南巡进两到上天竺，除题诗外，并定名上天竺寺为“法喜寺”，御书寺额和“宝陀飞观”、“普甘露门”等匾额，题写柱联有：“绕座法轮明宝月，盈阶甘雨散花天。”此后，他每到上天竺，必有赏赐或有卸书题字，先后该观音像、佛像，石刻《莲华经》，御书《华严经》、《兰亭图石刻手卷》，并题写“色空不二”、“印真阐谛”匾额等，他手书的《千手千眼观世音大悲心陀罗尼经》石刻一册曾刻石19块嵌于法喜寺罗汉大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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