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馆播迁 (4-2)

1896年2月10日，俄国公使馆突然以“加强公使馆防御”为由，从停泊在仁川的俄国军舰调来150名士兵和1门大炮开赴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而高宗已经准备就绪，他和王太子李坧等人借用了宫中内命妇的轿子，准备带着玉玺趁机逃走。当时景福宫的看守非常严密，巡警数百人把守宫门，核查出入。当时高宗晚睡晚起，守卫已经习惯了，所以高宗一行准备在清晨出逃。1896年2月11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乙未年小除夕）凌晨，高宗命人乘坐轿子出宫，然后又回来，又出宫，如此往返三次，以麻痹守卫。等到高宗在清晨乘坐这顶轿子出逃时，守卫根本就不以为意了，再加上他知道高宗向来起得很晚，不可能在清晨活动，更放松了警惕，于是没有检查就让高宗、王太子出了建春门，两顶轿子匆匆朝位于城西贞洞的俄国公使馆奔去。另外，据朝鲜官员尹致昊透露，当天晚上高宗生母骊兴府大夫人和兴宣大院君（高宗生父）的一个小妾在宫中监视高宗举动，高宗则彻夜与她们闲聊他小时候的事，她们到凌晨2点才聊完睡觉，高宗行动时她们正在酣睡，这也是高宗的计划得手的一个步骤。王太后洪氏、王太子妃闵氏则逃到了庆运宫（今德寿宫）。晨7时，高宗抵达俄国公使馆。李范晋等人在俄国公使馆等待已久，听到高宗来到俄国公使馆的消息后，和韦贝尔一起急忙迎接。此时的高宗“面如白纸，战栗不已”，沿途的慌张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宗“播迁”到俄国公使馆以后，连续下达多个诏敕。根据高宗的诏敕，亲日内阁大臣全部罢免，并下令重新追究“乙未事变”的责任，将总理大臣金弘集、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法部大臣张博列为“逆贼五大臣”而加以逮捕，同时命金炳始为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朝鲜百姓听说后，欢呼雀跃。当时内阁诸大臣还在景福宫修政殿内议事，宫内府大臣李载冕首先跑来，告知高宗已逃之事。内部大臣俞吉濬听说后大怒道：“汝为宫内大臣，失君之变，汝尚何颜来告！”说罢就扇了李载冕两耳光。李载冕说：“宫门把守，内部大臣掌之。”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宫外军民呼声喧天，警务官安桓率领巡检来抓人。金弘集、郑秉夏先被捕，两人被塞进轿子里，七八名巡警迅速抬着轿子移送到警务厅。俞吉濬被捕后，被巡检押送步行至光化门，那里有日军驻地。俞吉濬用日语大声呼喊，日本兵迅速来救援，将俞吉濬从巡检手中抢走了。李完用私下命令将金弘集、郑秉夏杀死，安桓手下的总巡苏兴文就将二人于警务厅门前的小石桥上用剑刺死了。接着，二人被暴尸在汉城钟路。史书记载“都人怨弘集主剃令（即断发令），争掷瓦砾，肢体碎裂，有割其肉生啖者”。[6]亲日内阁的度支部大臣鱼允中则在流亡回乡的途中被百姓打死，外部大臣金允植亦被逮捕并流放济州岛。对于其他亲日派则要求朝鲜军民“不问长短，即刻斩首来献”，于是俞吉濬、赵羲渊、张博等30多名亲日派逃到日本公使馆避难并亡命日本。至此，甲午六月以来日本苦心经营的朝鲜亲日政权完全瓦解，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得到了遏制。李范晋、李完用等亲俄派入主中枢，朝鲜半岛出现了亲俄政权。

结果

“俄馆播迁”以后，亲俄内阁宣布废除断发令，剃发易服“从便为之”。又调回镇压义兵运动的兵力，对义兵以怀柔政策为主，使义兵逐渐解散。同时免征一切未收和未纳的贡赋，以期挽回民心。朝鲜高宗为了避免日本人的迫害，再加上俄国人和亲俄派的强迫胁迫，仍然住在俄国公使馆内，并将俄国公使馆称为“行在所”。据当时任俄国驻华公使馆秘书的索洛维约夫称，“朝鲜所有政府部门都在（俄国公使馆中）被屏风隔开的大厅里办公，当内阁召开会议时，把屏风撤走。由于这种形势，俄国政府在汉城完全自由地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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