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花朵29.百花之王—牡丹（下） (2-1)

北宋时，洛阳牡丹的规模是空前的。当时洛阳人不单爱花，种花，更善于培育新品种，牡丹“不接则不佳”，他们用嫁接方法固定芽变及优良品种，这就是北宋时最突出的贡献。

南宋时，牡丹的栽培中心由北方的洛阳、开封移向南方的天彭（四川彭县）、成都、杭州等地。在这些栽培地，首先引种了北方较好的品种，并与当地的少量品种进行了杂交（天然杂交），然后通过嫁接和播种的方法，从中选出更多更好的适宜南方气候条件的生态型品种。陆游著的《天彭牡丹谱》中记述了洛阳牡丹品种70余个。

明清时，中国牡丹的栽培范围已扩大到安徽的亳州、山东的曹州、北京、广西的思恩、黑龙江的河州等地。《松漠纪闻》记述了黑龙江至辽东一带种植牡丹的情况：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辟园地，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丛者，皆燕地所无。另据《思恩县志》记载：“思恩牡丹出洛阳，民宅多植，高数丈，与京花相艳，其地名小洛阳”。这说明当时牡丹北至黑龙江，南至广西。

明清时关于牡丹著述更多，薛凤翔著《亳州牡丹表》、《牡丹八书》，从牡丹的种、栽、分、接、浇、养、医、忌八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乾隆年间编纂的《洛阳县志》列古代和当时品种共169个。

清代熏花已十分普及，据《曹州牡丹-附记七则》载：“右安门外草桥，其北土近泉居人以种花为业，冬则温火煊之，十月中旬，牡丹进御矣”。再据《五杂俎》载：“朝迁进御常有应时之花，然皆藏之窖中，四周以火逼之，隆冬时即有牡丹花，道其工力，一本数十金”。这时的催花技术己达到相当的水平，此技术至今还在采用。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牡丹种植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牡丹的栽培数量不断增加，栽培技术水平逐年提高。洛阳、荷泽等地先后成立了牡丹专业的科研机构——牡丹研究所。在前人的栽培管理的基础上，使牡丹的栽培技术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如刘淑敏等编著的《牡丹》，喻衡著的《牡丹花》，魏泽圃等主编的《洛阳牡丹》等等。这些著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和发展，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新探索。

牡丹不仅是中国人民喜爱的花卉，而且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珍爱。

牡丹色、姿、香、韵俱佳，花大色艳，花姿绰约，韵压群芳。清程先贞咏“春烟笼宝墨，入夜看来难。恐奏清平调，杨妃砚滴干”，足见此时已有色与暗夜无异的黑牡丹品种出现，而江苏盐城便仓产的枯枝牡丹，竟然“奇在一放十二瓣，如果是闰年，就一定是十三瓣，而且枝干枯黄……一离开便仓，花即变种”。

中国荷泽、洛阳均以牡丹为市花，荷泽曹州牡丹园、百花园、古今园及洛阳王城公园、牡丹公园和植物园，每年于4月15至25日举行牡丹花会。

牡丹花也可供食用。

牡丹花被拥戴为花中之王，有关文化和绘画作品很丰富。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为历代人们所称颂，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自秦汉时以药植物载入《神农本草经》始，散于历代各种古籍者，不乏其文。形成了包括植物学、园艺学、药物学、地理学、文学、艺术、民俗学等多学科在内的牡丹文化学，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俗学的一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完整机体的一个细胞，透过它，可洞察中华民族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文化全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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