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眼看向警官,眼神亮得吓人,像藏着十一月的雪:“警官先生,你试过看着一个人进门时还客客气气,进了卧室就对醉得发软的母亲动手扯裤子吗?你试过抄起门后的锤子时,手在抖,可听见母亲的哭喊,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吗?”
“我们在你家厨房下水道里,检测到了属于杨丹的组织残留,清理得很干净,但还是留下了痕迹。”警官的声音沉了些,“七个月,你藏得很好。”
七个月。
我低头笑了笑,七个月里,我每天刷三次厨房的瓷砖,用钢丝球擦到掌心发红;我在学校里装作认真听讲,却总在闻到红烧肉的味道时,想起剁骨头的声音;我甚至帮母亲晒过被子,阳光晒过的棉花味里,总混着点洗不掉的铁锈气。母亲后来再也没穿过那条深色长裤,衣柜最底层的收纳箱里,它叠得整整齐齐,却像块石头压着我们俩。
“你为什么要分尸?”警官的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震惊,“11月案发后,我们排查了所有监控,都没拍到你搬运尸体的痕迹,直到上个月……”
“因为我搬不动啊。”我摊了摊手,语气里带着点天真,像在说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他那么胖,我15岁,1米62,怎么把他从16楼弄下去?十一月的雪下得那么大,拖出去会留下脚印的。”
我顿了顿,看着警官骤变的脸色,慢悠悠地补充:“所以只能一点点处理掉,每天带出去一点,混在厨余垃圾里——冬天的垃圾桶总是堆得很满,谁会注意呢?”
六月的风从铁窗缝里钻进来,带着点楼下小贩叫卖冰棍的甜腻气。我忽然想起,十一月案发那天,卧室门“咔嗒”锁上的声音,比窗外的风雪声更让人发冷。母亲被扯住裤子时的惊惶,像根刺扎在我眼底。
“你为什么要杀死杨丹?”警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带着种近乎执拗的追问。
我抬起头,眼里的笑意突然褪了,只剩下一片冰冷的平静,像结了冰的湖面:“警官先生,七个月前的那个晚上,我不是在杀人,是在救我妈——救那个进了卧室才发现自己引狼入室的妈妈。”
我顿了顿,一字一顿地说:“还有,动手的不是安生,是我,余生。”
空调还在嗡嗡地转,把六月的热意隔绝在外。我望着窗外被阳光晒得发亮的树叶,忽然觉得,这六个月像一场漫长的冬眠,现在,终于该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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