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盛夏的阳光如同锋利的刀刃，透过窗帘缝隙直直射在饭桌上，刺得人眼睛生疼。张舒窈慢吞吞地夹起一筷子菜，语气轻飘得像是在聊今天的天气，“哎呀，想想看啊，初二那年可真是倒霉透顶，简直跟倒霉熊没啥两样。”她嘴上说着漫不经心的话，眼神却不由自主地飘向远方，目光里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恍惚。

画面一转，时光倒退到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七月。盛京就像个巨大的蒸笼，连空气都滚烫得仿佛能灼伤人的喉咙。街道上行人稀少，偶有人匆匆走过，恨不得下一秒就能钻进空调房。那时的张舒窈刚从一场意外中缓过劲来，整个人病恹恹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

再往前推，五月的一天，盛京电视台演播厅里冷气开得很足，寒意直往骨头缝里钻。舞蹈班的表演正在这里举行，二十多个人整齐地站成一排，张舒窈站在C位，随着音乐又唱又跳，动作干净利落。到最后需要分两队退场时，她负责垫后。就在队伍陆续退场之际，脚下突然一空——升降台卡住了！“哐当”一声闷响，刺耳又突兀，张舒窈整个人摔了下去，脸朝地结结实实地砸在地上。

“啊！”现场瞬间炸开了锅。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冲过来，先帮她止血，又赶紧拿冰袋敷住伤口。慌乱之中有人拨通了120，急救车一路呼啸着将满身是血的她送往医院。诊断结果让人心头一紧：下颌骨裂、手腕骨折，全身上下到处都是擦伤。整整两个月，她只能窝在家里养伤，哪儿也去不了。

说起来有些讽刺，偏偏那个时候父母都不在身边。父亲张翊鹤正在国外组织撤侨行动，母亲林瑾同则在战乱国当无国界医生。想到这些，张舒窈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真的挺命苦的，简直就是倒霉熊附体。”

从小到大，张舒窈一直是个特别独立的人。一年级时就敢一个人跑到陌生的国家，甚至是陌生的城市参加比赛。小学六年级时，她已经开始独自拖着行李箱飞机场，找父母团聚。张翊鹤作为一名外交官，始终秉持着“舍小家，为大家”的信念，遇到危险永远冲在最前面。每次回家，他都会给女儿带礼物，但公文包是绝不能碰的。张舒窈的笔记本上工整地写着一句话：“我深爱我的祖国，但我不得不在与她远隔千里的地方，为她争取荣誉和权力。这就是外交官。”

外交官的行囊里，装着的不仅是护照与国书，更是亿万人民的期待。他们穿梭于不同时区，在文化的碰撞中寻找共鸣，在利益的交织中坚守底线。一场深夜的紧急磋商，可能关乎一场危机的化解；一次耐心的斡旋，或许能为民众争得更多机遇。

他们是桥梁，让不同文明在理解中靠近；是盾牌，在风云变幻中守护国家的尊严。没有硝烟的战场，每一句话都重若千钧；跨越山海的沟通，每一步都承载使命。

而林瑾同呢，从张舒窈两岁起就已经出国工作了。她常说，无国界医生在炮火撕裂的废墟旁，在瘟疫蔓延的难民营里，在被遗忘的苦难角落中，有一群人，他们没有国籍的标签，只有医者的誓言。

无国界医生，怀揣着最朴素的信念——“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跨越战火、疾病与偏见，将医疗包变成希望的方舟。他们在震后的瓦砾中搭建临时手术室，在疟疾肆虐的村庄里分发药品，在流离失所者的帐篷间传递温暖。

每一次奔赴，都是与死神的赛跑；每一次救治，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无国界医生，用专业与勇气，在破碎的世界里，缝补希望的缝隙，让“活下去”的权利，抵达每一个需要的人身边。

她或许也受到了父母的影响，当外交官的志向从来都没改变。她准备在高中时申请保送，然后考外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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