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馆播迁 (4-1)

俄馆播迁

背景

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胜清朝以后，从清朝手中获得了朝鲜的控制权。但这又与俄罗斯帝国的“南下政策”相冲突，妨碍了沙皇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因此俄国对日本强势反弹，先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发起“三国干涉还辽”，逼迫日本吐出辽东半岛；然后挟三国干涉之余威向朝鲜半岛渗透。俄国在朝鲜扶植亲俄派，与当权的以金弘集、朴泳孝为首的亲日派相对抗。朝鲜王后闵氏（明成皇后）最初是亲俄派的领袖，她联合俄罗斯驻朝公使韦贝尔（Вебер）发动宫廷政变，赶走了朴泳孝，推翻亲日政权，重新执掌朝鲜国政。日本人对此十分恼火，便于1895年10月8日发动“乙未事变”，在景福宫中暗杀了明成皇后，同时重建了亲日政权。乙未事变被宫中的俄国技师士巴津和美国军事教官戴伊披露，日本面临国际舆论谴责的巨大压力。在这种状况下，俄国和朝鲜亲俄派又伺机反扑，企图夺回政权。“俄馆播迁”的实质就是日俄两国对朝鲜激烈争夺的体现。

1895年11月28日，亲俄派的李范晋、李完用、尹致昊、安駉寿等人准备率领前闵妃侍卫队由春生门攻入景福宫，抢走高宗，并杀死金弘集等亲日大臣。这一计划因为被泄漏而遭到失败，李范晋等人逃之夭夭，是为“春生门事件”。但李范晋等人仍不甘心。1896年1月9日，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离任，由士贝耶（Шпейер）出任公使。实际上，韦贝尔正与李范晋等人策划一起更大的政治阴谋。

当时，亲日的金弘集内阁已经风雨飘摇，乙未事变真相暴露以后，他们就已经失去了朝鲜人民的支持，到1895年12月30日亲日政权颁布“断发令”，更是严重伤害了朝鲜人的民族感情，激起了朝鲜人民的反日怒潮。各地儒生以“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为口号而发动起义，社会空前动荡不安，史称“乙未义兵”（第一次义兵运动）。而当时的朝鲜君主高宗李熙虽然生性懦弱，却也有权力欲。朝鲜自甲午更张以后，政治体制逐渐向君主立宪制过渡，这引发了高宗的不满。乙未事变以后，由于高宗的妻子闵妃（明成皇后）在宫中被日本人所杀，令高宗与其太子李坧非常悲痛，并将其视为奇耻大辱，因而对日本及其代理人亲日内阁恨之入骨。同时，朝鲜高宗也在乙未事变以后几乎被日本软禁在宫中，对将来的处境十分忧虑。就这样，朝鲜的亲日政权成了众矢之的，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李范晋等亲俄派是利用这种风雨如晦的时局，以及高宗父子的反日心理，而准备发动宫廷政变。另一个有利条件则是朝鲜军的主力和日军守备队被调往各地镇压义兵运动，造成首都防御空虚，也给亲俄派以可乘之机。俄国人和朝鲜亲俄派决心立刻发动政变，一举击垮亲日政权。

经过

当时，李范晋已经潜回国内，同李完用、李允用等人躲在俄国公使馆，与韦贝尔一道策划政变。李范晋用四万两白银收买了宫中的严尚宫（后来的纯献皇贵妃）、杨尚宫、金尚宫及宦官姜锡镐等人，让他们对高宗李熙说：亲日派与日本人正策划一起废立国王的重大阴谋，为王室安全计，国王除“移御”俄国公使馆以外，别无他法。高宗本来就有反日心理，听了此话后信以为真，便决定在两日后逃往俄国公使馆避难。然而，俄国档案的记载却与前述的日本官方文件的说法有所不同，并不是俄国主动“诱骗”高宗到俄国公使馆的。早在1896年1月，高宗就秘密向俄国公使馆提出安全庇护，2月2日，高宗写密信给俄国公使，称：“从九月开始，逆贼们对我纠缠不休，最近又按照外国方式来改变国人发型，激起了各地的起义。逆贼以此为借口要杀害我和我的儿子，为防不测，我打算同王太子一起去贵国公使馆寻求安全，试问两位公使（指韦贝尔和士贝耶）意下如何？如果同意，我会在今后的某一个夜里秘密前往贵国公使馆，我会特别通知我的具体行程，我没有考虑其他的逃生方式，我真诚地希望两位公使能保护我。”总之，不管是俄国或亲俄派的“诱骗”还是朝鲜高宗主动的要求，“俄馆播迁”确实是两厢情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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