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下过第三场时,村里来了个测绘员。那人穿着臃肿的棉工装,背着一台蒙着黑布的古怪仪器,腰间皮带上挂满亮闪闪的金属卡扣。他独自在村西头废弃场院架起三脚架,黑布蒙头俯视镜筒的样子,像在给冻僵的大地号脉。村人远远绕过那片空地,孩子们却扒着土墙缝隙偷看。镜筒始终对准西南方那片灰黄色的沙砾地,那里除了风滚草和零星的骆驼刺,只剩几块被天火烧灼过的黝黑怪石。
几天后,测绘队撤走了。只在冻土上留下几个深凿的圆孔,像大地被拔除的蛀牙留下的窟窿。豁嘴老鳏夫趁夜色蹒跚至孔洞旁,颤巍巍地朝里投掷了几颗炭化的葵花籽。风立刻卷起沙粒将它们掩埋,如同掩埋所有试图扎根于此的微弱生机。
开春后,一辆漆皮斑驳的卡车驶入村庄。几个戴安全帽的男人跳下车,在测绘员留下的圆孔位置打下木桩,拉起鲜艳的警示布条。柴油发电机在旷野上轰鸣起来,打桩机开始昼夜不息地锤击冻土。震动透过地表传导,空置老屋门板上未钉牢的木板在深夜发出哒、哒、哒的敲击声,像是那只早已停摆的铁皮闹钟在坟墓里重新走动。
“要建气象站哩。”村支书背着手对新来的会计解释,声音提得略高,仿佛说给所有竖着耳朵的墙垣听。会计低头拨弄算盘珠,一粒塑料珠子突然绷断,嘀嗒嗒滚过水泥地,消失在柜底阴影里。
工程持续到盛夏。某日黄昏,工地上突然爆发骚动。挖掘机的铁齿刨开三米深的基槽时,铲斗撞上硬物发出刺耳锐响。工人们围拢过去,在夕阳血红色的余晖里,看见半截扭曲的金属物件从黄土中裸露出来——那是一段布满凹痕的翼状残骸,边缘像冻僵的蛇信般卷曲锋利。残骸根部焊接的三片羽毛状铜片,在暮色中泛着迟钝的幽光。
穿制服的技术员匆匆赶来,厉声喝退围观者。当夜,基槽被帆布严实遮盖,四周增设了岗哨。风裹着沙粒击打帆布蓬面,发出持续不断的沙沙声,如同无数秘密正被急速掩埋。次日黎明,帆布撤去时,基槽已被混凝土填平。一座灰白色的方尖碑矗立在浇筑不久的基座上,碑面光洁如镜,倒映着铅灰色天空和更远处沉默的黑森林。
揭碑仪式定在初秋。县里来了车队,锃亮的车门打开,走下几位面色凝重的人物。为首者两鬓斑白,肩胛骨在熨帖的中山装下如刀锋般突出。他仰头注视碑顶时,后颈显出一道深如刀刻的横纹。当裹着红绸的木槌敲向碑体,绸布滑落的瞬间,人群中响起压抑的抽气声——碑身竟无半个刻字,光秃秃如一块被刮净皮肉的巨大骨殖。
那白发人却恍若未闻。他伸出枯瘦的手指抚过冰凉碑面,动作轻柔如同抚摸旧书脊背。风卷起沙尘扑打石碑,他肩头微微震动,仿佛某种蛰伏多年的隐痛正沿着指尖攀援而上。
仪式草草收场。车队绝尘而去,卷起的烟尘尚未落定,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已提着油漆桶逼近石碑。他们用粗硬的板刷蘸满红漆,在无字碑上涂抹巨大的叉号。油漆过于黏稠,在重力作用下凝成一道道血泪般的垂痕。未干的红漆滴落在混凝土基座上,像永远不会结痂的伤口。
寒潮再度南下时,村里最老的民办教师被发现死在碑下。他蜷缩的身体紧贴碑座,冻僵的手指深深抠进那些油漆的沟壑里。身边散落着几十张泛黄的方格稿纸,纸页被风掀动时,露出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迹——每张纸都从正中被利刃剖开,裂口整齐如手术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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